是司马所言，以商富农，若是行青苗法，那么下官不能赞同。”
在宋后王安石的地位，在读书人心中一直很低，认为他的变法就是乱搞。一直到了清末时，才有读书人替他翻案。
但偏偏南宋的事功学，不免有些‘王安石余孽’的意思。事功学派的宗旨，就是王安石那句‘为天下国家之用’。林延潮当初在事功学的道统论里，本来也有把王安石拉进来，上承董仲舒，下承陈亮，叶适的。
但王安石变法毕竟没有成功，所以林延潮没有将他列入道统之中。
而事实上王安石的‘青苗法’确实是施行不当，民生激变，但却不等于青苗法是一个劣法。
在林延潮穿越前，孟加拉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国人称戏言‘假如九百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成功，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轮不到尤努斯了。’
因为尤努斯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致力于贷款给贫困农民，帮忙了几百万贫民，因此获得和平奖。
王安石青苗法也是如此，但为何尤努斯成功，而青苗法却失败呢？这早有定论，因为青苗法乃政府操作，只要政府操作，就会有重重弊端，而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却是私人银行，而且杜绝了行政干预。
林延潮对学正的质疑，恭敬地道：“先生所言有理，此青苗法与昔日之青苗法不同，请听林某一言。”
学正道：“下官愿洗耳恭听。”
林延潮道：“此新青苗法，乃本官从社仓中所思而来。诸位可知为何朝廷不从官仓中借米给百姓，非让百姓从民间自筹粮米，建社仓以互助呢？”
众人闻言嘴上不说，但心底却都知道，还不是怕官吏从中贪污，上下其手。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官员操守上，我们老百姓还不如相信约长，乡约，他们至少都是同乡乡亲。
比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朱熹的社仓，不得不承认社仓比青苗法靠谱多了。社仓乃政府提倡，民间自主的措施，朱熹就批评青苗法，说青苗法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
简而概括就是，青苗法行之以官司，社仓主之以乡曲。
故而社仓取代青苗法，明朝两百多一直大力推广，到了清朝，则是强制每个地方官，都要向民间普及社仓制度。
林延潮道：“其中弊利大家都知道，社仓法自青苗法，唯独不是由朝廷官仓出借，而是乡中大户，或者百姓余粮筹集，好是好矣，但一乡一地可行，却难以推广全府。譬如商丘县只有六个乡设立社仓，没有设立社仓地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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