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长施一公博士、京城大学饶毅教授等。当然，其中也有海归后又回流米国的华人教授，譬如回华清任教后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颜宁，还于2019新当选米国科学院院士。”
从数据看，迈入21世纪华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体，并已显露出可能超越米国的态势后，华人出国后又归国的比例已大幅度提升，且已逐渐超过了留在国外的比例。
“若那些著名大学不加以限制，单单以成绩作为入学标准的话，校园里将充满亚洲面孔，把占据北美主流的盎克鲁撒克逊后裔、非洲后裔，挤到没有大学可上，沦为校园里少数派的程度。”
嗯，这个说法虽有夸张，但还是也一定的道理和数据支撑。虽说华国的教育体制以及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方式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华人普遍重视教育的意识却是无与伦比。
哈佛大学就出现过种族歧视案，其实就是哈佛的校董会感到害怕了，要不限制的话，今后哈佛大学可要改用华文授课了。这在声称民主、平等的国度里，的确十分搞笑，也被舆论批评为“逆向歧视”。
“亚裔是教育平权思想最大的受害者。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中，亚裔的录取的SAT成绩需比白人、西语裔、非裔的成绩分别高出50、235、280分。哈佛大学的录取中，亚裔需要比白人、西语裔、非裔分别高出140、270、450分。”
在加州大学系统尝试提出“教育平权法案SCA5”的2014年，加州大学录取的新生除去国际学生和种族不明之外，29%是白人，41%是亚裔，25%西语裔，5%非洲裔。
除华人外，或许犹太族算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但他们的人口基数，怎么能和华人相比呢。
而放眼硅谷，多少巨头企业的技术开发工作，都是由华裔担纲，在他们的技术部门里，甚至日常工作交流都是讲中文的。
想到这里，马由和星儿讨论起如何实施这个“华人人才库”计划来。
“首先，应给与人才对应价值的合理待遇。”
要让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愿意回到祖国或在蓝星公司工作，第一要素就是找准他们的诉求。无论是生活待遇上的需求，还是工作上、学术上的追求。但现在华国局限于体制和薪酬体系，很难吸引他们。但随着蓝星公司日益壮大，无论是名声还是实际提供各种科研、教学的条件，却可满足他们的事业需求，至于待遇问题，马由从来不是那种想从员工身上刮油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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