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凭空提出要‘普法下乡’，肯定是不可行的——至少也要先找些依凭，证明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自寻烦恼。
正因如此，孙绍宗才让柳湘莲等人，查阅统计近年来，各地百姓聚众械斗的记录。
之前他在京城为官还不觉得如何。
等南下湖广之后，才发现民间因为争水、争田、甚至争人争气，引发的群体性械斗可说是此起彼伏。
这一来是地方官府掌控力不足，二来也是因为大多数百姓，都只知宗族宿老，不知朝廷王法，一旦产生矛盾往往自行以暴力解决。
只有那些实力不济，被豪强欺压了的，才会想到官府头上。
可地方官对这等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事儿，又往往难以论断清楚，即便出面进行干涉，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偏帮某一方，即便做出的裁决，也难以生效。
当时孙绍宗就觉得，应该想法子增加官府的掌控力，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地方宗族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对官府的敬畏肯定会越来越少。
等到地方上完全失控，那大周朝估计也就该走上末路了。
现在入职大理寺，正好把两件事结合起来，以普法宣传的方式，尝试遏止乡间愈演愈烈的私斗之风；同时借助普法之便，在地方上安插势力，甚至趁机夺取一部分辖制的权利。
当然，这其中的细节，肯定没那么简单，还要仔细斟酌之后，才好在朝堂上讨论。
总之，最后只要两件事能做成一样，也就算孙绍宗没白在大理寺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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