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之财，正当其用。”伏完似有所悟。
“正是如此。”桓典笑道：“或可改为，不义之财，正义之用。”
“受教。”伏完拜谢。谓一字之师。能解心头之惑，此礼桓典自然受得。
桓典所言，便是所谓“道德豁免”。
正如奉献信仰，而从神处，获得宽恕类似。“正义”，亦或是“道义”。是时人最大的行为准则及判定标准。
亦是两汉以来，不禁刀剑弓弩，仍传承有序之根本。尤其弩。黄口小儿得之，亦可杀人于一瞬。后世无有不禁弓弩者。然大汉百无禁忌，便因恪守道义。
广泛的道义，又称大义。使得，时人无需将行为操守，固化成某个超越世俗的唯一（神王）具现，而获得判断标准。随之延伸出，诸子百家（解）释（大）义，又如《春秋决狱》等，具体法则。
换言之。无论《汉律》还是《蓟法》，皆是“广泛道义”的具现与固化。
“人心皆有秤”。时下，权重（秤砣）便是道义。
有道，当如何。不义，又如何。针对不同事件，时下皆有一套完整的评判体系。包括，自评与他评。
伏完之所以惶恐难安。说到底，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不义之财，正义之用”，给了伏完足够强大的道德豁免。心中涣然冰释。
如此说来。百家之说，便是百家之道（义）。百家之学，便是百家之法。
其目的，皆是具现“广泛道义”。设置百家之行为准则，及百家之判定标准。如墨门弟子，遵循墨学。行为准则及判定标准，皆出自墨门所学。道家弟子，遵从道家。法家弟子，遵从法家。儒家弟子，遵从儒家。
于是乎，自先秦以来。各家弟子，行为准则及判定标准，皆有偏差。
譬如始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为获得“广泛道义”。
正因有了“广泛道义”，两汉四面年，方能百无禁忌而传承有序。
一旦失去“广泛道义”，便要处处设禁。乃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如何破除心中的“广泛道义”。最行之有效，又立竿见影之法：诉诸外力。
诉诸武力、诉诸财力、诉诸文力、诉诸权力、诉诸神力。
尤其诉诸神力。封建时代，屡试不爽。
如诸子百家，不可苟同。每个朝代，“广泛道义”皆有不同。不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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