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要走了吗？”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张支票说，“在昆明银行能取100万法币，是拿来给学校修图书馆和校舍的。图书馆太小了，规模应该扩大一些。校舍的铁皮房顶也该换了，全部换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课。这些钱尽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购买建筑材料，否则再拖下去物价又要涨了。”
这年头是资本家都难受，别看周赫煊在四川开工厂搞房地产大赚钱财，但物价上涨的速度有可能比赚钱速度更快。现在赚几千万感觉好多好多，但再过几年都是废纸，1943年西南联大买一个电表就能花掉15万元。
与其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不如把钱用在实处，至少周赫煊心里要好过一些。
当然，还有更稳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钱换成黄金或外汇。四大家族带头各种存储外汇，民间人士则挖空心思储备黄金，傻瓜才把不断贬值的法币捏在手里。
梅贻琦拿着支票，感觉心头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谢你对联大所做的一切，我会立即让人购买砖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电报，笑道：“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已经发来回电，他们昨天就从成都启程了，还带来了美国引进的良种鸡。我只负责出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接洽解决，开办养鸡场的资金我会陆续汇来。”
“联大师生一定把鸡养好。”梅贻琦说。
民国时期，就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最厉害。前者始于清末张之洞，技术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厉害，各种国外知名农学院前来教学，一些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也没离开中国。
这么说吧，除了部分属于苏联支援以外，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就是靠这两所大学打下基础的——这还是在大量顶尖农学家选择前往台湾的情况下。
另外北平农业大学也比较给力，但比起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还是逊色许多，主要原因是长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离开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访了龙云的三公子，感谢对方提供香烟等物资，还给龙三公子写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评论》刊载周赫煊的文章，标题为：《当今学生之任务与期望》。
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民国最穷的学校，但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却办出了一本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那便是钱端升先生创办的《今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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