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涛头一线来，
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
更看银山十二回。”
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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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杭州钱塘城中，周淮安也终于开始接见地方士民的代表，以及在特定的场合上和活动中公开露面，以宣示相应的统治权和控制力所在。
如何将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和战果，迅速的转变成为政治、经济上的收获和资源产出上的加成，这无疑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比如对外震慑敌人，对内压制矛盾的权威和影响力；
又比如充分发动和利用新占领的土地人口，将其迅速转变成为新体制构架下，支持后续军事行动和战争潜力的现成资源。然后，这又涉及到了组织建设和官僚体系培养的问题了。
至少直接掠夺财富和人口作为战争红利，并令占领地方畏惧你得武力相对容易。但任何想要深入一些点的社会变革，光靠传统那种军事征服手段上扬名之后，就天下闻风景从的套路和投机模式，是没法完全满足相应的需要的。
而历史上大多数政权和领导者得以发展到了这一步，这不就得不在现实中有所取舍和妥协了。
毕竟穷苦百姓可以发动起来汇聚成动摇社会基础的巨大力量，但是想要有效的操控之并且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就相对困难的多了。因为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和见识水平太低，以至于很难成为支撑政权底层的基干力量。
而从前朝体制下沿袭下来的旧属官吏，及其背后的世家门阀所代表的大小地主阶层们，才有可能提供相应有足够时间脱产学习和培养出来的人才，作为构成王朝官僚体系的候补和新血。
而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的帝王们，莫不是在这两大群体之间权衡取舍着，以保持相应的制约和平衡，再加上人口锐减导致的生存压力/土地兼并大为缓解，最终缔造出所谓的开国盛世。
故而，任何号称要吊民伐罪的农民起义军/反叛势力，发展到最后想要组织起政权并完成坐稳天下的蜕变，就必不可少要放弃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来吸收这些旧有体制的熟练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为例，对于五姓七望为首的山东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拢有打压而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这些在地上拥有很大舆论和语话权的大族显望，对于家天下的皇权就是天然的威胁和隐患。
但出于政权架构稳固的缘故，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世代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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