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于是。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进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就是“量入为出”，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但丁额钱（人头税）不废；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虽然后世对两税法“制定预算”“九等分配”“按户纳税”的先进意义和理念，多有赞同和褒奖；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钱为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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