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权和训练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也就是长安留台——郭默等一线将则只有领兵作战的权限。
其实在汉代，绝大多数时候，中央政府就是如此行事的，以此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者军队不受控制。但自汉季以来，因为对西羌战事的逐渐泥沼化，加上帝国财政的全面下滑，首先导致了西凉军阀的产生——第一任首脑就是中郎将董卓；继而董卓之进京，使得中央权威瞬间崩盘，各地原本就很强大的地方行政势力转而军政化，袁绍、曹操等关东军阀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从汉季到三国到晋初，大大小小的军阀层出不穷，即便在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中国之后，其统治区域内的各外军仍然呈半独立状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臧霸等所谓的“青徐豪霸”了。相比起来，蜀汉因为疆域狭小，中央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但魏延、王平的汉中军团，仍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至于孙吴，本身就是大大小小军头的联合体，更不必多说。
所以军队，尤其是外军，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掌控，百年来已成习惯，即便裴该想要扭转这一状况，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实话说，如今长安留台的大司马三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他本人的私军吗？
因此裴该还不敢在大范围内彻底改革旧制，以免在外敌环伺下，引发不必要的内部动乱，他最终决定，就利用郭默和裴湛之争，先从大司马前军尝试改制。
于是长安留台下诏，命将大司马前军各部轮流调至扶风、始平，乃至京兆郡内，由幕府派遣吏员，地方官协助，募兵以充实编制，并且加以训练和“洗脑”。要等上述工作全都完成之后，这才重新编组，调归安定。
到了那个时候，无论士兵还是中下层军官，当都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心向长安留台，心向他裴大都督了，外军将领想要军阀化，必然受到来自基层的强大阻力。虽然这也不能说是治本之策，却是实验的第一步。
之所以先从前军下手，而非陶侃所部后军，主要也是靠虑到后军要同时防御高奴的刘曜和平阳的刘粲，压力较大，暂时不宜抽调。而安定方面，因为并不认为刘曜会从此处发起进攻，也不认为虚除权渠会有胆量撕破协议，故而才能作为改制的实验体。
大司马后军，按照编制，当合“雷霆”、“武林”等共五营，总兵力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之间，但因为部分抽调南下募兵、整编，所以实际驻军还不足两万。继而郭默率万余兵马南下，攻打苻氏氐，留守的士卒就更加寥寥可数了。
——刘均正是利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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