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这些无疑会造成谷物价格的下跌。
而每当价格下跌一次，就会导致部分地区——一般是老县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谷物种植面积开始下降，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比新开发地区的农民更难以忍受粮食价格的下跌，所以他们开始转而经营其他农业，以维持家庭的收入。要知道，一个家庭如果算十口人的话，日常支出的费用也是相当不低的：40亩农田谷物的产出有接近四分之一被自己消耗掉，剩下的部分及休耕地的产出（休耕地一般种植苜蓿肥田，而苜蓿可以喂养牲畜，但近年来随着巴塔哥尼亚野牛的大量输入，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减少，至此休耕地似乎真的被休耕了）还要用来采购其他生活必需品，还要缴税，还要找人代役，还要应付杂七杂八的开支，一般来说年底剩下六十元就不错了，如果他在农闲时没有出去打零工的话。
这样的收入水平，自然是无法满足靠近东方、青岛、平安、镇海、铁岭等主要城市的农民们的胃口的。出于比较效应，他们对于年工资总额最低也在九十元以上的工人阶层颇为羡慕，因此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那么作为他们手头唯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农田，就必须改变经营模式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在那些大城市的郊区得到显现。
“……西红柿、辣椒、南瓜、洋白菜、豇豆、洋葱等蔬菜的种植，桃、李、橘等水果的供应，乡村酿酒作坊的日益博兴（这需要很多大麦），都体现了大城市郊区农业的被迫转型。在谷物种植收益不见增长的年代里，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收入，从收入高出一线的城市工人那里获取利润。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出资供自己的儿女完成基础的小学教育（现在很多地区的学舍、教具尚需村民集体捐建，教师也得大伙集资去城市里高价延聘），同时应付各种各样的摊派，比如挖河、修路的摊派等等。”
“……首都东方县曾经有过统计，1655年以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减少了6%。在这十多年间，狭义的农业人口——比如谷物种植者——的数目比之前降低了惊人的25%，但是园艺业者、苗圃业者、水果种植者、种子商人、花匠等从业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增幅比1655年高了将近80%，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传统的谷物种植，转而从事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农业工作——这并不说明他们竞争不过边远地区的经营自己份地的农民们，只说明他们不愿意和那些拼了老命种植粮食的人在低水平上竞争而已，或者更直白点说，他们可能更加害怕租赁着大片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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