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自个闲暇时也聊过一阵，最后一致认为荷兰人在日本的生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位浙南出身的雇员指出郑氏近几年海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年获利超过二百五十万两），几乎垄断了绝大部分日本贸易时，大家已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荷兰人在台湾的困境。
这一切追根溯源，其实还是东岸人“造的孽”！盖因随着东岸持续不断地介入大陆局势，中国形势较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建大部、江西南部、两广全部尽皆掌握在南明手里，再加上郑彩等人支持的鲁王政权在浙东与清军几番拉锯，故南中国大部分的瓷器、生丝和茶叶资源多数集中到了郑氏手里，荷兰人根本拿不到什么货。而祸不单行的是，由于东岸海军在浙东、长江口、江北一带的频繁活动，清廷纵有意与荷兰贸易也非常困难，这基本等于是掐住了荷兰人的脖子，使得他们这些年来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面对如此困境，荷兰人只能调整输往日本的商品结构，比如将台湾砂糖作为拳头商品，生丝、鹿皮作为补充。但问题是，福建、广东一带也产糖，且规模还不小，因此荷兰人又不得不与郑氏一起竞争日本的蔗糖市场，尤其是广东一带不似历史上战乱频发，而是安定多年，蔗糖产量连创新高，郑氏也在大量出货，这又极大打击了荷兰人的贸易，也真是够悲剧的——比如1658年台湾砂糖产量为17500担，但成功卖到日本的只有6000担，剩下的砂糖东印度公司若不想当做压舱石运回欧洲销售的话（因为其传统的波斯蔗糖市场已被东岸人“攻占”），那么最好就近找一个市场卖掉，这样能够快速回笼资金继续进行下一次贸易。
东岸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找上门来，确实有那么一丝帮了荷兰人忙的味道，毕竟揆一总督不是傻瓜，他知道东岸人手里掌握着不小的货源，同时也有足够的消费市场，这对于盘活台湾商站的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巴达维亚十七人委员会里一些先生们对东岸人很是愤怒，责怪他们新华夏殖民地的糖大举涌入波斯萨法维王国（这对荷兰人来说是一个出货量堪比日本的市场），再加上东岸人阻挠他们与清国的贸易，因此一直对其没什么好脸色。可先生们有先生们考虑，揆一作为台湾总督、商站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对台湾商站的经营状况负责，毕竟这和他个人的收入有着极大的关联，没人会和钱过不去。
再说了，十七人委员会里也不是没有主张与东岸人缓和关系的，他们认为东岸治下的宁波府有稳定的生丝和茶叶产出，那么在被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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