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甚至还要借机再盘剥百姓一头，什么火耗什么均输等等。
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其实在早前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把夏秋粮折色纳粮，把徭役折银部分入田，部分派丁，本也是方便百姓，甚至减轻普通百姓负担的善民之法，可后来各地对火耗的加征无度，以及三饷等新的加征科派更加累民。
朱以海虽也知道，明朝财政制度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给地方留余不足，导致地方财政无钱粮可用，于是只能想办法再向百姓要钱。比如说地方明面上的编制官吏数量有限，特别是一个县仅几个官，经制吏员也很少，但要维持一个县运转，需要大量的人丁，除了给百姓派差役，更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协助。
比如说六房书办，三班捕快，巡检弓手等等，可朝廷没编就没有俸禄薪水，地方要用人，自己招人自己得解决工食银，于是就自己征。不少地方把火耗征的多，就是用这笔钱来充当地方经费。
这就好比朱以海后来买的那套郊区独住的小区楼盘，那么偏还那么贵，主因不仅是开发商要赚钱，还因为地方政府本来就把那块地拍卖出了个天价了，地价已经占了这房子很大比重。
所以各地对火耗的加征，也就按需征收了。
银子征收过程中需要融铸，会有损耗，粮食在征收转运过程中也有损耗，官府惯例要多征，比如汉朝一石米加征两斗。
到了明末此时，各地火耗征收就更加过份了。
有地方加征五成，有的地方就敢加征一倍，甚至有收两倍的，本来征一两银子，结果百姓还得加征一两二两，实际缴了几倍，这多征的银子进了衙门，最后小部份是地方开支，更多的是官员吏员们分了，以填补他们表面俸禄较低的问题，甚至还要拿出许多充当给上面冰敬炭敬各种礼尚往来的开支。
就如比一个县令一年没几两俸禄，但是实际上人所皆知的灰色收入，能达到一年几千两之多，越富裕的县这笔钱更多。
百姓多交了银子，负担重了，于是骂朝廷。
可实际上这笔火耗朝廷又没得到，全在地方使用。
甚至如严州，该给朝廷上缴的那份都年年积欠，上缴不足，更别指望他们会把火耗归公了。
偌大一个严州府，现在账面上一年就收六万来两银子，然后还不够地方开支，还倒欠亏空，这就太过份了。
朱以海还指望这些后方，能够提供钱粮支持抗虏呢。
“诸公，现在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了，没法再假装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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