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做不到的事与胆子大相对应，心思细密也是成事的必备要素。
我们都知道唐朝大诗人杜牧，他在31岁时供职于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下，担任掌书记一职。节度使是一个大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又称藩镇，掌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其地位相当重要，公务自然也十分繁忙。
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之处，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国内外商贾云集，百货充斥，人口众多，市井纵横，是唐代第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也是追逐声色的佳地。每到夜晚，长街闹市，大道通衢，红灯星列，艳帜高扬，酒肆人出人进，娼楼歌起舞落，恍若人间仙境。杜牧是个文人，风流倜傥，在公务之外，惟以饮宴游乐为好，每晚换了便服，出入于歌楼舞榭，殆无虚日。好在唐代社会开放，谁也不怎么计较这些小节。尤其难得的是，杜牧的顶头上司牛僧孺，十分照顾这个才华横溢的下级，担心他在那种五方杂处、人员混杂的地方，个人安全方面会发生点什么意外，便派了30名士卒，也身着便服，跟随杜牧，暗中保护他，而杜牧自始至终也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他的眠花宿柳之事，无人知晓。几年以后，他调往长安出任监察御史，牛僧孺为他饯行，席上，牛僧孺告诫说：“足下气概豪迈，前程自然十分远大，我只担心你在感情方面不够节制，可能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杜回答说：“我生活十分检点，不至于让大人多虑。”牛僧孺笑了笑，也不说什么，立即让侍女取出一个小书匣，当面打开，里面全是巡逻街道士卒的密报，有上百份，记的都是：“某晚，杜书记至某家，无恙。”“某晚，杜书记至某家赴宴。”杜牧不禁大为惭愧，对牛僧孺感激不已。
但是如果因此将杜牧仅仅看成是一个不知检点的无行文人，就大错特错了。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人称“杜武库”；其祖父杜佑，官至宰相，不仅政绩卓异，在学术上也卓有建树，他所撰写的《通典》，是中国典章制度史的名著，为后世治史者所必读。杜牧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他自幼关心国家大事，好言兵法。他生活在一个多难的时代，帝王软弱，大臣纷争，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他每每对国事痛心疾首，就在他在扬州追逐风月的同时，他还写了一篇论藩镇的危害及应对之策的政论文《罪言》，他在文章的开头便说：“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他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当时人们就认为他有“王佐之才”。虽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杜牧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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