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密切观望局势发展的举动，京畿流言风起，局势波诡云谲。
当然，所有人秘密应对准备之余，最关心的，除了对手的动向，便是皇帝的具体状况，而一切行动的准则与前提，都以龙体安危为先。
刘维箴昏迷了整整一日还多，而一日的时间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想见，在此期间，随着时间流逝，宫廷内外是怎样一种紧张的局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作为尚书令的王士廪，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于，迫于几年来朝中始终高企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而凭借着尚书令的权威与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错，尤其王士廪本身就处在一个敏敏多扰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强）合（迫）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
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康宗时期），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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