昉、尚书令吕端、皇城使王约以及还没正式上任的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等大臣。
不管起因如何，过程如何，结果就是，“凉国公下狱”之事成为了事实，而此事在大汉朝野之间的影响，用轩然大波来形容是没有任何问题了，也迅速转移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注意力，使其成为“封国之议”之外中枢的又一焦点事件。
而两件事都牵扯到诸侯王，天然地被人联系到一起，也凸显出一点，当下朝廷中枢的事务重心就是诸王封国之事。
一大波原本对“封国成本”磨刀霍霍的臣僚，都在事发后调转矛头，把注意力转向刘晔这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封国更容易也更适合拿来做文章。
因为前者，有世祖皇帝的“祖制”在，不论怎么使劲，怎么诘难，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动摇得了，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争取到一些皮毛的调整。
后者则完全不一样的，影响更加深重，因为涉及到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那就是皇室天然拥有的“司法豁免权”。
皇室、宗室犯罪，世祖皇帝在这方面法律的规定是有些模糊甚至可以说粗糙的，简单到就一条规定，宗室犯罪，交宗正寺论处，而宗正寺如何处置，却又另成一套体系。这对朝廷的司法权威，显然是一种伤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等政治正确式的理念，在实际的法条上却是完全抛弃的。
如此两套办法，久而久之，是必然会产生冲突的，这与宫廷内部那一套独立的体系还不一样，宫规毕竟具备局限性，范围有限，规矩却更细致。
但宗室问题，却是直接涉及到政治法制，其犯的任何事，侵害的都是大汉正常的行政、司法秩序。过去，冲突还不那么明显。
一是有世祖皇帝的压制，谁敢犯事，也是下狠手的，不只是拿鞭子抽，拿板子打，还能里圈禁至死，虽然对龙子龙孙地没有那么严苛也就是了；
二则是早年皇室成员还不算太多，影响的范围也有限，然而等到世祖皇帝后期之时，整个宗室成员已经是大爆发了，仅天家就是一大家子，而将来也只会越来越多，而宗正寺的管理，能否真正覆盖到所有皇族，能否严格执法，其法条又是否该更清晰明确一些.
带着类似的思虑，转移阵地的臣僚们，开始就此展开，踊跃发言进言了，一副为国尽虑、为皇室尽忠的样子。
事实上，就是皇帝刘旸自己，也有所考量，对皇宗的管理，的确要有所收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败坏的是皇室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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