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秉政之时，君臣之间和协共事，也算相得益彰，刘旸也曾夸奖其精明干练、勤于国事。
此事一出，刘旸也不由深深地发出感慨，大变之际，人心俱变，大行皇帝一旦不在，那些被他压制的人或事也都跟着抬头了，眼下只是一个葬期问题，便牵扯出这么多纷扰，将来还不知有多少是非斗争向他袭来。
而面对此局，刘旸的态度自然是一贯的，也是坚决的。从这些臣僚对此事的态度，刘旸并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尊重，必须得压制。
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如上尊号、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强平异议，他是看出来了，未来纷扰不会少，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
关键在于，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磨砺出来的经验，那也是深不可测。
只露出一点苗头，便有一大波人奋起，与那些“复礼”之徒进行论战。李昉、韩徽、寇准、徐士廉、王旦、鲁宗道等臣，这些人联合起来，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尤其是李昉，谈儒论道，讲礼说法，先不说业务素质，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
于是，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皇帝刘旸很虚心地接受建言，大行皇帝于开宝三十年寒月三十日下葬。
一场葬期之争，竟闹得满朝轰动，这让刘旸产生了极大的反思。既在反思己身，也在反思帝国那些看似完善的条制，别的不说，就这帝王丧制就难称完善，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便是把大行皇帝算上，开国以来一共也就这么两次。
事实证明，条制上写的那么多东西，在落实的时候，不合适的地方还是很多。毕竟，每个时期，每个皇帝，面临的局势都是不同的。
因此，条制的规定，还当保证在帝位传承、新旧交替期间国家社稷的安全稳定，绝不能抱残守缺，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刘旸就此事得出的结论。
刘旸对大汉帝国早有改革之心，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从丧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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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三十年秋季的洛阳，除了满城缟素与长时间的禁娱禁酒之外，最常见的画面，大概就是不断有来自帝国四海八方的贵族、官僚、将帅、诸族代表、外国使节。
不管什么身份，来自何方，目的只有一个，祭拜大行皇帝，包括那些已然退休、贵养的乾祐老将、开宝功臣们，只要还能动弹，都齐聚京师，洛阳城也着实有好些年没有如此热闹，这就是大行皇帝驾崩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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