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授的观点相悖，却更现实而有意义。
这也是苏城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待90年代的问题，而做出的结论。90年代的中国人，自卑而自豪。他们刚刚买入世界经济浪潮中。刚刚开始赚到钱，但又看着国外的企业莫名眼红。
国外的企业。做的活少，赚的钱多，接的单少，得到的利润多。
因此，国人常说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然而，以苏城的眼光来看，90年代的中国，哪有什么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空间。
最起码的一点，这个国家有8亿的农民，再没有什么产业结构，是比中国农业的附加值更低的了。
不想办法将8亿农民中的大部分变成产业工人，这个国家的产业调整就是无根的浮萍。
甚至，90年代初期考虑农民问题，都属于好高骛远。
自93年开始的下岗浪潮，将带来5000万人的再就业问题，比德国的适龄工作人口还要多。换言之，就算1993年的中国人开始发奋图强，把德国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承揽过来，也不过解决了下岗再就业问题而已。
产业调整什么的，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
用不着苏城说的太细，丁志鹏顺着他的思路，自然而言的想了下去，最后又回过头来，问道：“看来，大华是做好产能扩张的准备了？你觉得，船舶行业能解决多少就业人口？”
“直接就业，只能说保障目前的中国船企不陷入下岗的旋窝，间接就业的话，相关配套产业……几十万人的规模想来可以吧。”苏城保守的做出估计。
丁志鹏连连点头。
虽然从表面上看，外国的民选领导人，似乎很重视就业问题，而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在说财政收入，但就本质上来说，两者是异曲同工。
区别只在于，民选领导面对的是选民，所以要说选民关心的就业问题。中国领导面对的是上级领导，所以要说领导关心的财政收入问题。
而就历史而言，中国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高层，尤其是政策制订者的艰难议题。早期的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如今的下岗政策，也将“再就业”的问题推上了风头浪尖。
和外国领导人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的基层领导对就业本身的关注度并不高，反而是到了丁志鹏的地位，创造岗位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考虑了一会，丁志鹏猛的回过神来，笑了笑，顺手提了一个茶壶，给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