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的盗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拿中国活人作毒菌试验、进行活体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中国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中国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卓一、池内宏、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鸟山喜一、三上次男、驹进和爱、黑田源次、鸟村孝三郎、斋藤武一、田中尧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国境内盗掘的经历。
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盗，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能盗多少就盗多少，连墓中随葬的果子、点心都要盗走，是国际大丑闻。有日本学者后来公开辨称，他们在华行为是科学的考古活动。试想，如果中国学者到日本，你们能允许他们这么“随便挖”么！
1972年，新疆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72TAM225的墓葬发现了一幅绢绘伏羲女娲精美画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
上半部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内呢。原来，当年日本人在西域盗掘时，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头像的上半部。
这样的例子很多，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国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1988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盗过，后来共和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仍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当年是科学考古，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事情的。
从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日本人在中国的盗墓活动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国列强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多倍，活动次数亦最多，像孙殿英这样的中国本土盗墓大贼都不敢明目张胆，都有所顾忌，日本盗墓贼却肆无忌惮，近乎疯狂。
结合自己知道的这些事情，马铮相信松本信广没有说谎，一方面是因为松本信广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在丢失了这批黄金文物之后，日本政府肯定不会饶了他，就算是他有钱，也不可能赔得起这么大的一笔钱。况且此次还使得一位大将成为了俘虏，如果松本信广现在敢出现在日本，恐怕一上岸就会被大本营给抓起来。
因此马铮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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