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之间，佛山镇上的商户匠人都接了大大小小额外的生意。
瓷行里的粗瓷杯盘，成筐地卖了出去；南货行、水果行、茶庄、酒坊、一应吃食铺子，都领了单，认了捐；香烛铺、纸扎店里，从店主到伙计，一个个彻夜不眠，只是拼命赶造迎神的甲马、供神的彩灯；就连铁作行的匠户们也不闲着，这些膀阔腰圆、成日把辫子扎在额头上的汉子，向来是神轿出行时候的主力军，除了铁作行供奉的妈祖娘娘，余下各处神轿，也都以请几个铁作行的朋友扛轿为荣，酒饭之外，还有好几吊赏钱奉送。
整个佛山镇上，人人说起来无非就是四个字：“开山大典！”
不但佛山人如此，就连广州城里也有不少浮浪子弟、花鸨流莺、外埠行商、好善信士等等人物，一起向着佛山镇涌来。
这样的情形，放在别处，尤其是山东、直隶等地，地方官就要直接以聚众生事的名义，驱散了事。然而有清一朝，官员的执行力一向就是个悲剧，在康熙、雍正两朝，勉强靠着最高统治者不眠不休地处理政务，才算是将地方盯得紧紧的。
然而乾隆一朝，不管怎样说，爱新觉罗弘历多少还是在继位之初捏着鼻子装了好些年的宽仁酋长，像雍正那样成天与官僚集团斗智斗勇的事终究少了许多。这种“宽仁”，便促成了一样封建时代无可避免的绝症，直至清末也未见起色——财富兼并。
乾隆一朝，民间的财富更为迅地向着官员、士绅、大商人这三个阶层中淤积，而不论是官员、士绅还是大商人，他们对财富的利用效率永远是极为低下的。算来算去，也不过是兼并土地、囤积金玉珍玩，或者如扬州盐商那样将心思花费在吃喝与修园子上面，等而下之的，则是捧戏子、玩女校书之类。
所谓“煌煌大清”，gdp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结果无非是财富淤积在仅仅占据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手中，而整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要面对无时不刻的天灾与**。于是先是云贵、台湾等落后地区乱象起伏，而后白莲教起事席卷川陕，到了嘉庆继位后，就连下层满人都不得不仰赖天理教主持的民间互助行动维生，最后演出了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之变，让嘉庆哀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了。
不过事情总要从两面去看，便如广州、淮扬地方，财富的淤积固然造就了大批豪富的官员士绅和巨商大贾，但是伴随着这些豪富阶层的日常花用，也随之诞生了为他们服务的市民阶层。正如宋时将天下财富聚集于都城，于是在汴梁就诞生了“笼袖骄民”，同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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