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明代末年，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也不给予任何支持。
简单来说，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
而与西班牙人交恶的后果，明朝万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明朝巡抚南居益认为：“夷舟坚铳大，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军将领朱文达认为：“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
也就是说，明朝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海外华人引起边境动荡，因为为这些海华华人出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反而可能导致与西班牙人的战争。
不过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