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的组建规划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湖南和江西单独编组，其他省份则由此次扩军的新编师改制为义勇军。毕竟以英华现有国力，维持三十万常备陆军的压力还是很大，一年基础军费就要三千万。
房与信和巴旭起早有准备，报上了三十万乡勇总额，以及十万义勇军编制。这是战争动员编制，战后就缩减为一万五千，两省为此一年要出六十万。
以之前的省级财政规划，这钱湖南和江西出得起，但是目前的省级财政收入很不稳定。经过各方商议，各省将拥有自定土地契税的权力，同时新增土地分家税。凡是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继承，也都比照土地转让买卖抽契税，这是为之后的遗产税打伏笔。这事在平时多半要惹起非议，但战争时刻，反对的声浪很容易打压和消解。
义勇军的定额维持费解决后，问题又延伸到了府级财政。建昌府知府杨平为抵抗清兵，自作决断，推动府院，将各县田产地税掌握在一府手里，开创了以府领县的财政先例，这给了正摸索府级财政建设路子的政事堂极大启发。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核心思路是各级政斧要承担什么职责。中央不说，一省现在承担的职责是地方贫富协调、养义勇军和一省土地管理。而府一级单位在规划里要负担府县官员开支，从而在行政层面将府下各县的工作统管起来，并且逐步承担起教育、医疗和社会工程等职责，为此基层财政就得向府一级汇聚。
把田产地税归由一府掌控，这是将社会最基础层面的资源收拢到府一级，这个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曰后要帮扶农业，进一步削减田产地税，府一级也好掌控取舍，而县一级则触动太大。
因此李肆重点表扬了“建昌府经验”，要政事堂以此为核心，推动府级财政建设。不仅是田产地税，府一级还从各县手中分割走一些行业的营业税，这也是配合社会管控的措施。例如枪械、牛马牲畜的贩卖、书坊印刷业等等，甚至还包括青楼……由点及面，雍正南侵，给英华一国提供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契机，这可是雍正绝难想到的。
当然，雍正南侵带来的现实威胁可不小，必须全力解决。李肆在布置完义勇军和省府财政改革后，注意力又回到了军事上。
阅兵前，李肆就决定给军队换装，这事似乎是形象工程，但形式决定内容，制服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好男儿可都是奔着那一身红衣投军的，而且完善制服形式，也是军队正规化和标准化的前提。
新制服色调改动不大，但确立了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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