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和铁等领域的专卖传统，历来都包含着双重目的。一是收税，二则是实现社会管控，毕竟华夏区域太大，各地差异明显，没有中央政斧的管控，这些基础生活品任由商人艹纵，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动乱。前明西北地区之乱，就在于这些管控措施没有到位。而这样的思路，甚至还延续到了三百年之后。
李肆自然清楚这一点，他所立之国，更是要强化社会管控。但英华新朝的管控，跟过去历代王朝的管控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不是以专卖和管制这样的方向入手。
历代王朝在工商一事上的管控，核心思路就跟对地方农事一样，采取的也是类似田赋人头税这样的艹作原则。在生产环节，将产业主当作农民，从中挑选“殷实户”，以其类同地方乡绅，连保编户。在流通环节，用“引”等类似许可权的手段来收税。盐有盐引，茶有茶引，以引控流，为此就得设大量的关卡来稽查管制。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又设立行商，将所有的责任风险都压到民间，政斧只坐收利益。
而总体的管控思路，也跟管治地方的思路如出一辙，例如满清，以层层向下的皇商、官商来统治工商天下，用专营和垄断来维持一种静态的工商社会。后世有所谓某某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在儒法社会，中央政斧控制越严越细，就越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所以只能以暧昧的“萌芽”来糊墙。
在盐业一事上，李肆是有私心的，每个人都有若干情结，在某些事情上即便有理姓认知，却还是要感情用事。关于盐，李肆就是这般私心，不要专卖！为什么？不解释……李肆和粤商总会的争执焦点具体着落到盐业上，而李肆又动了情绪，犯倔不让，粤商总会更是视盐业为自己一整套主张的阵地，其他行业的商人们都纷纷声援盐商，双方自然是相争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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