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证了《BLUE》的腰封上那句“无法选择的家庭，无力改变的命运”。
在日本以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原生家庭的不幸导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数不胜数，是谓之“个体的邪恶”，但却很少有像《BLUE》这样，绝大部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遭遇过原生家庭的不幸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日本社会全景式的“虐童图景”：他们或者遭到父亲的殴打，或者遭到母亲的冷暴力，或者被和母亲同居的男人强奸，或者目睹了成天说教的父亲搂着别的女人走在街头，甚至被亲生母亲和养父合伙逼着拍色情照片卖钱……
虽然遭逢这一切不幸，并非每一个孩子在成年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游走在了社会的灰色领域或犯罪边缘，他们卖淫、吸毒、诈骗，自虐或虐人，纵使偶尔有一些温情或忏悔，也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绝望消磨净尽。单论犯罪故事本身，《BLUE》并没有多么血腥可怖，但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充斥于一行行文字间的日本社会从细节到整体无处不在的溃烂，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拙劣的恐怖是用尖叫、血浆制造感官的刺激，而《BLUE》则不然，从阅读伊始到最后一页，全书只是一片冷色调的、静谧的蔚蓝，但在掩卷遐思的一刻，却发现视网膜上残存着一缕缕挥之不尽的血丝，足以让读者不寒而栗。
比整体的邪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限的邪恶。
所谓有限的邪恶，是指在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容纳的有限时空内，案件也好，悲剧也罢，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铃木阳子的“甩开一切”还是石神哲哉的“呕出灵魂”，无论是逃出生天还是锒铛入狱，所有的罪孽到此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惆怅和叹息，但《BLUE》不是，由于作品从始至终贯穿的时代感，颇给人一种“此恶绵绵无绝期”的惊悚。
《BLUE》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故事背景虽然同属于平成时代，但第一部所表现的是平成时代的中期，而第二部所描述的是平成时代的末期。对于描写平成时代的推理小说而言，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的大萧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BLUE》当中，社会精英的自杀、卖淫现象的加剧、诈骗犯罪的激增、吸毒贩毒的猖獗，都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直接相关，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从此“日本社会逐渐陷入深不见底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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