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何腾蛟发迹于南阳知县任上，那时他组建乡勇大办团练，立二十四营讨贼卫境，声名大噪。陕西沦陷，孙传庭的死讯亦传京师，四川又战乱难平，朝廷左顾右盼，唯见湖广尚称物阜兵强，虽有意重点经营，作为挽回败局的支点。
宋一鹤死后，朝议本想利用大江为界，拟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两战区，并以王聚奎为湖北巡抚、王扬基为湖南巡抚。但赵当世随后脱颖而出，展现出了统筹湖广全省的能力，此事遂不了了之。
然而河南汝州一战，陕西、河南两省明军基本已经失去了对抗闯军的能力，派兵驰援的山西、山东、畿南等地同样受到波及，诸如山西太原镇守总兵官许定国、山东镇守总兵官刘泽清、畿南保定镇守总兵官卜从善几部都多少折损，各自唯图自保而已。是以湖广的战略的地位一跃成为首要，“大治湖广以图反攻”的议论从昔日一些官员私下的观点浮出水面乃至甚嚣尘上，最后连朝廷都无法忽视，正式将此议论提到了台面。
即便崇祯帝曾经看好赵当世，但到了现今，他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改变。
一个原因自然是墨守祖宗传承以文御武的思路。诚然，当初的崇祯帝对赵当世非常欣赏，甚至内心将他看作自己的常遇春，可是三分钟热度过去，崇祯帝对武将跋扈的担忧不自觉再度露出头角。他虽不屑一些言官谏臣孜孜不倦为赵当世拥兵自雄的可能提出的警告，可滴水穿石，潜移默化中，也难免滋生别样想法。
一向大刀阔斧的崇祯帝这时候有意无意开始和身边像王承恩这样的的体己人吐苦水，反复强调理国事如走钢丝的道理，王承恩服侍崇祯帝左右已久，哪里会不清楚自己主子的想法。不用猜也知道，善变的崇祯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定是又想反悔了，一切言行举止都不过为了给他的变卦做铺垫。
身为中官，秉持明哲保身原则的王承恩不愿意直接介入政事。原先，除了他，朝中还有首辅周延儒可以为赵当世讲话，可惜的是，当下周延儒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便是影响崇祯帝对赵当世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周延儒的事，祸根其实埋在两年前。那时候总督蓟辽的洪承畴在松山堡之战失利被俘，崇祯帝调顺天巡抚杨绳武接替。岂料杨绳武在任上去世了，临时的空缺没人补，周延儒趁机举荐了自己的门生、曾任山西巡抚的范志完，使其得以督师蓟辽，用意乃是和随后提拔马士英一样，意图把他巩固成外援。
蓟辽、凤阳，一个镇北、一个定南，都手握实权，堪称一等一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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