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变，还能有什么变，唯张献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问罪的前湖广巡抚余应桂与现任郧阳巡抚戴东旻都恳切指出，张献忠与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议熊文灿与朝廷趁张、罗立足未稳之际，突施袭击。但熊文灿认为这些人意在“夺功”，坚决抵制。朝廷当时也因边塞告急需调兵马勤王，并认为这种情况下仅凭熊文灿等剩余的兵力行此大举，无力善后，所以维持现状，不了了之。
可是此端一开，传到张献忠与罗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灿又贪索无度，于是自觉就抚的局面难以长久，便“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为日后计。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练兵、立关于河、榷税为饷，反迹大露。
左良玉与张献忠有杀兄之仇，尤其关注他，在给赵当世写信前，其实已经先给熊文灿写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讳：“贼利野战，不利守城。我众，贼散我合，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悔之无及。”可惜的是，熊文灿仍自禁谈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给陈洪范写信，让他劝说熊文灿，但陈洪范也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儿，生怕激变多出祸端，顺和着熊文灿，派自己的亲信马廷实、徐启祚前往谷城西营调和抚慰。熊文灿同样请湖广巡按林铭球再度赴西营安抚张献忠。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但左良玉是坚决的主战派，对熊文灿与陈洪范的态度大为失望，这才联系了赵当世。
赵当世的想法与左良玉如出一辙，认定了张献忠、罗汝才必反。怀着这个看法，在将华清送回襄阳后，赵营上下立刻开始着手应对楚北潜流之上那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