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所以，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更糟的是，如前所述，在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就在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
对于美国方面，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H o
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 o
ge
thau，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一个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M ediatio
）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
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
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否则，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如此一来，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胡适这种做法，可谓是“独断独行”、“一手遮天”。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是否有此见识、有此魄力，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