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被全国教育学会聘为专家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胜利后，返回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民国38年1月10日病逝于苏州。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等。
这样一个人都对文言文情有独钟，可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也发表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
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
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种行为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
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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