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主张，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
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致使他的学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
胡适主张不抵抗，尽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须看到，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他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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