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只好挑选了一个认为自己可做的题目，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上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
这篇综述性的文字记录了自1933年年底以来这场“论战”的实况，同时也表明，这是一场未经任何“策划”的论战，完全是在当年“国难”这一背景下自觉进行的。
让胡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写下这篇“综述”文章之后的第九天——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在《大公报》上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文章。批评胡适“民主宪法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说法“是不可通的”。
丁文江文中提出：“独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吗？……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当承认的。”并由此得出结论，“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中国应当“试行新式独裁”。
丁文江的文章不经意地又掀起“论战”的第二个回合。
而丁的说法更是让胡适惊诧不已，他在深感失望的同时，随即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又附上一短信，语气有点激动：“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的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从胡适的书信中，很少见到有这样的“愤慨”，在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平情顺理，清浅流丽”的，让人如沐春风。然而，这次在讨论有关国家制度建设的取向和选择上，胡适无法容忍如此的后退。丁的文章被转载在《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三号上，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也在同期。
胡适深感这位老友“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
胡适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而丁文江对胡适的批评更接近当时许多人的想法，他说：“事实上看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