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
最终结果，使蒋介石等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
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也无法反对，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这也是蒋不得不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将约法的主张重新提出。
10月3日，蒋介石从军事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除此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支持，想利用舆论来压服胡汉民，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而该电确实赢得了很多社会舆论的赞许。
从表面上看，蒋、胡二人的约法之争看似双方关于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但实质上，则是他们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蒋介石大搞“军治”，企图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党和政府；胡汉民则高唱“党治”，企图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控制政府，限制蒋介石的军权。在孙科的回忆中：当时“彼（蒋介石）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蒋介石这一举措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清楚，如果蒋介石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那自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模式，势必要受到破坏。蒋介石不仅要利用国民会议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利用约法摆脱党治的束缚。所以他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问题。
随着各反蒋势力的失败，对“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胡汉民已失去了昔日的利用价值。而胡汉民又摆着国民党元老的架子，桀骜不驯，处处标榜高高在上的“党权”。此时的胡汉民，显然已经成了蒋介石欲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必须搬掉地绊脚石。
在制定约法上，胡适的主张可谓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而胡适和胡汉民的冲突，在蒋介石那里，更加拉近了和胡适的关系，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