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赞成，亦无从赞成起。
“总之，我于先生反对今之所谓革命，完全同意；但我还不大明白，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先生那篇文太简略，不足以说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请教不可。先生说的好：‘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点来，请先生再彻底想想，不可苟且模糊。先生亦曾谦虚地说：‘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据我个人所见，先生的判断大体并不错；我尤同情于先生所谓‘自觉的探路’，我只祈求先生更自觉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诚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气地）来参加先生所希望公开讨论的一个人，想求得一更正确的途径，先生其必许我么？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讨论，我将对于我所相对同意的先生所主张的那‘根本态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见；我将对于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说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见。总之，我将继此有所请教于先生。
“说及那‘目的地’，我还可以就此附说几句话。先生文中既谓：‘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决此问题不可了。乃随着举出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三种说法之后，没有一些研究解决，忽地翻转又谓：‘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笔墨官司。’岂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们走那条路’的问题？又何必希望公开的讨论？要公开讨论我们走那条路的问题，就不要怕打笔墨官司才行。既于此不加讨论了，乃于后文又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说，‘这是我们的目的地’。难道要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将旁人意见——而且是社会上有力党派的意见——搁开不理他，只顾说我的主张，就可解决了的么？
“总之，我劝先生运思立言，注意照顾对方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