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他们只看见衮衮诸公的时时打架，时时出洋下野而已；他们只看见衮衮诸公的任意侵害人权而已；他们只看见宣传部“打倒某某”“拥护某某”而已；他们只看见反日会的站笼而已。以此训政，别说六年，六十年有何益哉？
“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他以为临时约法的失败是‘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这是历史的事实吗？民国元年以来，何尝有‘入于宪政’。
“‘宪政’的时期？自从二年以来，哪一年不是在军政的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于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实行过？十几年中，人民选举国会与省议会，共总行过几次？故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径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也。
“当日袁世凯之流，固不足论；我们现在又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了，我们看看历史的教训，还是不敢信任人民而不肯实行宪政呢？还是认定人民与政府都应该早早‘入塾读书’，早早制定宪法或约法，用宪政来训练人民和政府自己呢？
“中山先生说得好：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我们套他的话，也可以说：中国今日之当行宪政，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