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各方推动下，全国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很高，作为应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筹备召开善后会议，胡适也在被邀请之列。
虽然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参加善后会议，但他还是接受邀请并参加了。胡适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张与此稍接近，不愿意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但是，胡适很快对善后会议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胡适此次反对驱逐溥仪和参加善后会议，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为此遭到了很多非议。
1925年对胡适来说又是个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小说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他特别喜爱的女儿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惨案”爆发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发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电报抗议英国军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适到达武汉。29日，在武昌大学作《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11月11日，胡适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著述，但未获准许。
胡适一直对英国退回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之事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1925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1926年，胡适的主要时间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适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活动，到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适作《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
这是近年来很引起重视的文章，胡适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
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
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