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4月初，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认为“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文化运动是第四期。
在此期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上海市宝山区人，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他还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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