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接手编辑《每周评论》之后，针对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谈论政治、各种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于7月初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而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很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饱受诟病和指责，也曾被罗织了很多罪状，诸如疯狂的反对和抵制马列主义，反对进步。很多人将此文做为胡适与革命阵营分道扬镳的分水岭，是所谓胡适走上的反动的开始，等等。
时至今日，仍有人认定：“此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理论上虽然不很成熟，运用理论亦尚不熟稔，却通过论战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这次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也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论战，更加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更加重要，‘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同时，尽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论战之初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但随着论战的深入，他的观点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而胡适仍然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逐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读过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却发表了那么多义愤填膺的议论。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读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看看胡适在文章里说了什么。
以下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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