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而后又有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现在，胡适站出来，问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哪？过去我们一直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注经、解经为学术的正宗。但是中国文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间的、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演义小说。
如果白话文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一下子中国文学史就要重写了。现在回过头看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颠覆性，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现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大部头的书，真应感谢胡适那一代人给杀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适开始讨论白话文以后，《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大了起来。
1917年4月9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前边说到过，此时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诌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胡适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时，胡适平安抵达上海，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在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后，胡适于7月27日回到故乡绩溪上庄。他出国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向母亲告别，母子俩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面了。
北大9月初才开学，胡适得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走访亲友，并到江村未来岳丈家，希望在婚前与江冬秀见上一面，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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