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令胡适沮丧甚而愤慨的是，“吾国学者”的更深刻的学术危机，“他们不少人不仅在学科上不能博通旁涉、而且对应该通晓的祖国历史文化竟懵然无所知”。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界确实存在的普遍弊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指责的“重实科轻文科”便是此弊病的一大表现。
“俄国学生，无不知托尔斯泰之全集，无不知屠格涅夫及杜思拖夫斯基者；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早在胡适选学农科时，他课余时就已经相当关心人文学科的诸多学术同题。1911年他就写过《 罗米欧与朱丽叶》一剧的分析、论宋儒之功等学术心得的札记。后来他又研读从《柏拉图理想国》到近世西方各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学诗歌。他读勃朗宁的诗，也研究他的乐观主义，读爱默生的札记，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他被英国诗人拜伦的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鼓舞激起，翻译了拜伦的《衰希脂歌》。他读温斯顿吉尔的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不忍释手。他读大限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读罗素(论战争)均深有悟得。
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法国著名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名》《割地》，发表于上海(大共和日报)，(林之国》发表于甲寅)杂志。都德的小说是胡适最早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这一点他一直颇为得意。
他的一位朋友还从他那里索得译稿，寄给了都德的遗孀。
在留美期间，他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决斗)、英国作家吉百龄的《百愁门》、法国莫伯桑的《二渔夫》等优秀短篇小说，这实际上为他后来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外国短篇小说。开了一个丰实的先端。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
一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上实验课，面对眼前30多个苹果一筹莫展。美国学生对各种苹果异常熟悉，谈笑间就把苹果分类做完，随即挑选几个中意的苹果塞进口袋，扬长而去。他与其他几名中国同学只得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终于一一分出类别。可就算这般加倍努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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