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17日，学校举行纪念大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分三个阶段对北大走过来这24年，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第一阶段是自开办到民国元年，指出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办学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大都偏重于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是很热心，学西学很有些装璜门面的样子。
在蔡元培看来，这一时期，中学方面参用书院的旧法，录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的指导下，专研一门，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中学退到了装饰品的地位。
但是，对这一时期，蔡元培称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
第三阶段自民国六年到他讲话的当时，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努力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来实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讲话，以中、西学术文化在北大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对北大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特点，进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观陈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来的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总体来说，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从这个讲话中，也能看出当时的蔡元培对北大前景，还是有所期待的。所谓，通过历史回顾，让大家看到成绩，看到进步，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
但是，事过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
在蔡元培发表这个讲话前的一个月，发生了前面详细介绍过的“罗文干案”。
大家都知道罗文干，是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但是，他还有个身份，是北大的兼职教员。
前面提到，因为直系所谓的“法统重光”，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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