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边还有许多的具体情节，一是关于蔡元培的“报信”。
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到天安门举行大规模抗议，按照罗家伦（当年新潮社学生领袖）的说法，计划“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后来将行动提前到5月4日，则与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
据当时与蔡过从甚密的叶景莘（时任北京欧美同学会副总干事，蔡为总干事）回忆，国务总理于5月2日晚密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山东权益”协议上签约，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这一消息，“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诸先生”。
另据许德珩（当年国民社学生领袖）回忆：“最初，这个消息是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
许回忆这是2日晚上的事，因为正好这天晚上《国民》杂志有个例行的社务会议，“讨论了卖国的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问题”。还有田炯锦（当年北大学生）回忆，５月３日下午，与田同住一室的狄君武回宿舍，说起“今天下午在一个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
蔡元培向北大学生透露这个消息是5月2日还是3日？到底首先是透露给谁的？各人回忆细节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正因为北大学生从蔡元培那里得到这个坏消息，遂于5月3日晚七点在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其他在京高校也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次日（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街大会，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其决心；通电各省一致奋起抗争”。
可见，五四运动之所以为“五四运动”而不是“五七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运动，与蔡元培的通风报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