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学人的革新力量，进一步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不久，经许寿裳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应聘来到北大。由于时逢学期的中间，不宜开设新课，蔡元培先安排他到附设于学校的国史编篡处任职。新学期后聘其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明史》等课程。
紧接着，曾继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而没到任的章士钊，应聘为文科教授，主讲逻辑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的主任。
在此期间，蔡元培曾函请吴稚晖和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来担当学监和教学等工作，但他们都因故而未能前来，只有李石曾“惠然肯来”做了生物学教授。
这一年的8月，从美国学成归来，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爆得大名”的胡适，应召而来，被聘为文科教授。这是继陈独秀之后，又一让北大校园产生较大反响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9月，曾在北大代课的钱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刘半农，先后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学校图书馆的主任。图书，是大学的重大资源，同样需要能者打理。
一时间，在蔡元培的网罗下，除了已经提到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章士钊外，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也都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师资阵容，令人叹为观止。
这批大师级的人物，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个学校能够包揽的。但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他们也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各自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认，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
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马寅初、陶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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