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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