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推测。
或许，段祺瑞在实现共和中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之命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时。非但没得到肯定和赞扬，反而遭遇到袁世凯大发脾气。
“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两眼冒火，看不出半点造作。
廖宇春 字少游。一八七零年出生，上海松江府娄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充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随员。回国后，襄助冯国璋、段祺瑞办北洋陆军学校近十年，一度担任保定姚村陆军小学堂监督，并随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
辛亥革命时，与夏清贻、靳云鹏等奔走南北，联络议和。对南北议和做出突出贡献，因此而受重用。民国元年（1912年）被授陆军中将。
而在这一年的六月，因出版《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述其参与南北议和经过。话语中涉及袁世凯在议和时内幕，为袁世凯所忌恨，遂被边缘化。
顾忠琛（1880—1945），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早期同盟会员。南北议和期间，代表革命党人黄兴与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密谈。
一九一一年由无锡前往江苏，策动江苏起义事宜，先后任江苏军政.府参谋厅厅长、江苏革命军参谋长、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安徽新军协统等要职。
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中央军委委员，北伐时期任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任汪伪国民**监察院院长。
此为后话。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
他生气是因为，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这是最忌讳的东西。再者说，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他不生气才怪？
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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