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昭张口就要说话，但被陆谦摇手阻止了。他继续道：“当今赵官家，虽无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无曹、马之篡夺，然其自作聪明，自持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眼看天下就将败坏掉，这又岂是真明君英主能所为的？”
“其在位十五载，已经败坏了朝政。说什么‘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花言巧语，谗佞专权，屈害忠良’，将一切的祸端皆出六贼、高俅等人手中，‘坏国、坏家、坏民’。把一切坏事都推到奸臣的身上，其自身难不成便就真无丁点坏处？”
“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他赵佶所承天下，继神宗、哲宗时期的弊端丧乱，新旧党争三十年纠纷不绝，天下制度败坏，官民不知所措，可赵佶偏偏为又重蹈上述二事之弊祸。”在陆谦的前世，21世纪的网络上有那么一个观点，北宋自灭亡就是在于新旧党争。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他也无从判断，却不能否认新旧党争在北宋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
如果说在熙宁变法以前，老赵家（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也同样，党争是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当文人政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再没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规定约束着他们，那等待士大夫们的最终结果必然就是党争。
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到北宋的新旧党争，再到朱明末年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这就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
到了赵佶上位，他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旧党争。但那时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因为老蔡是当时有名的墙头草。但蔡京当政后，迅速与内宦勾结，立下了“元祐党籍碑”，把元佑、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一一定为奸党。
若赵佶真有一干雄才伟略，大权在握的他倒也未尝不能洗荡天下。可他是那种人吗？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自取祸端的。”
陆谦看着眼前的一干文武，继续把冷水泼下。“荒唐天子，偏贤臣，亲奸佞，朝纲混乱，天下民生凋零。你等都睁大眼睛看着吧，这大宋的天，日后还有的乱呢。”
陈文昭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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