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种子钱、耕牛钱、农具钱、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往往就是赤贫，在总的资产上，其实是负值。
这样的小农，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剥削，才会互相取暖，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那么，就有了在黔中、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
不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成为支持“劳人党”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广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
这样的敌人，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先易后难，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畏惧啃硬骨头，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劳人党”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
诸如“南海四大家族”这种，甚至为了短期利益，直接选择了放任“劳人党”的壮大，最后也间接推动了“劳人党”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
从己出发，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在“大唐人民革命军”被大量牵制之前，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