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如光绪十五年，载湉大婚之时，乐章中又有：“平治修齐逢盛世，中宫位定采蘩时”。
既有皇帝称当朝为“盛世”在先，臣子们当然争相效仿。尤其嘉庆年间后，清人追念王朝的过往“荣光”，更是大赞盛世。
比如，嘉庆十三年进士姚莹曾言：“本朝康熙、乾隆之间，天下富庶，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仿佛者？”
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也说：“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至于后来被无数包衣挂在嘴边玩命吹捧的“康乾盛世”，反倒是充满了讽刺意味——所谓康乾盛世是通常指清朝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共计134年，当然也有某些学者试图更精确一点，把“康乾盛世”的起点定为鳌拜倒台的康熙八年，终点为王伦起事的乾隆三十九年，前后一共105年。
但是不管哪一种计算方法，康乾盛世这个词都不是什么好词，因为大清凉了之后，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清朝皇帝自称的“盛世”多有批判，即使肯定清朝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也仅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清朝的盛世”或“清室盛世”，视之为清朝最昌盛的时期，而不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予以褒赞。
惯用的“康乾盛世”一词，要迟至某个光头校长虎踞琉球之后才出现。
据历史学者李华川的考据，邓拓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邓拓将孟森所言“嘉道守文”前，加上对仗的“康乾盛世”，并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如此阐释：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
显而易见，在邓拓的语境里，“康乾盛世”这个词带有讽刺、否定的意味，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康乾盛世”都是作为史学界惯用的讽刺性概念存在。
比如1963年所出《中国财政史讲义（初稿）》中说：“清统治的衰落，具体到财政的紊乱和枯竭，早在所谓’康乾盛世’前期阶段，已开其端，而且逐步滋长……”
又如，钱宗范1975年在《康熙》一书中批判说：“他们把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讴歌为‘太平盛世’，或者和后来的乾隆统治时期并提，说成是‘康乾盛世’，这种观点是明显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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