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凤、淮之粟，浮淮；河南、山东之粟下黄河”，使得京杭大运河的运输价值难以凸显。
其作用不大，朝廷就缺乏对于运河的重视，成祖朱棣即位之后迁都北京，由于此时大明沿海倭寇为患，海上海盗四起，海运难以发挥实际效力。
因此，出于运输兵员、物资等的需要，京杭大运河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
但是，此时的大运河缺乏日常的维护和建设，运河事故频发，闸漕、河漕的故障更为突出。
淮、扬诸水所汇，徐、兖河流所经，疏瀹决排，繄人力是系，故闸、河、湖于转漕尤急。至宣德年间自长沟至枣林闸百二十里，沙土淤塞，漕舟难行。
漕运乃军国大事，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朝廷出台了严密的规定用以改善漕运现状，比如说“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拏”、“启上闸即闭下闸，启下闸即闭上闸”、“冬闭春启，蓄水以待运船”等。
因此，时人以“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来比喻当时的航运政策。
为了疏浚河道，朝廷大量征调河工，人数以万记，比如常设性夫役就有坝夫、堤夫、浅夫、溜夫、闸夫、泉夫等。
漕河夫役，在闸者，曰闸夫，以掌启闭；溜夫，以挽船上下；在壩者，曰壩夫，以车挽船过壩；在浅铺者，曰浅夫，以巡视堤岸、树木、招呼运船，使不胶于滩沙，或遇修堤濬河，聚而役之，又禁捕盗贼；泉夫，以濬泉；湖夫，以守湖；塘夫，以守塘；又有捞夫调用无定；挑港夫，征用有时”，“定役夫，自通州至仪真瓜州，凡四万七千四人”。
至于花费的金钱，则更是巨大，如嘉靖十四年吏部左侍郎霍韬云：“查徐州杂役，岁共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复有浅夫、闸夫、泉夫、班夫、马夫等役。洪夫一役，工食银十二两，岁即一万八千两，其它各役，不可究言……徐州之民，仅二万户，杂户如此，民何以堪。”
至嘉靖二十三年“漕河夫役，山东独当其冲，编佥特为繁重……原额均徭编银四万九百余两，该夫役一万四千二百余名，约计雇役该银一十三万四千六百余两，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时，又须召募，工食银两无从措置。
大运河的存在，催生了无数的运河城市，产生了运河经济，实为大明的命脉所在，刘家的起家之地，刘家人有今日的风光，事实上他们也算是大运河中的一员。
在他们崛起之前，刘家就是运河四大船队之一，他们能够迅速的拿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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