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拿着我被逼签字的欠条，递给艾英，“艾英，给你，完成任务！”他又踢了我一脚，对艾英说：“只要这个王八蛋，再敢找你的茬，你给我们说，现在他是众叛亲离！”
艾英看着欠条笑了，随手就撕了，大家都惊讶了。
妈妈有点窃喜，养父母不置可否，艾叔和金姨满脸的悲戚，兄弟姐妹们很是好奇了。
艾英笑着把撕碎的纸片砸在了我的脸上，同时，把工资存折也塞进了我领口里，捏着我的鼻子，让我的头摇摆着，咬牙切齿地“笑着”说：“瘪犊子，等着吧，你竟然这样无情无义，你告我，咱俩的官司才开始，你的工资存折，你拿去，但你欠我的，少一分钱都不行！”
艾英走了，在她转身出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眼里蹦出的泪珠。她快速地走着，擦着眼泪。
兄弟姐妹们松开我，或打我一巴掌，或踢我一脚就走了。
艾叔和金姨也急忙追出去了，调解的会议室里，只有我和爸爸妈妈、养父母了。
养父很是无奈和心疼地说：“常书啊，你是干啥呀，要自己的工资存折，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吗？唉！”
养母只有抹着眼泪，妈妈叹息着，想说啥没有说出来，爸爸拍拍我的肩膀，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我看似胜诉地拿着存折回到和张帆的家里。张帆正哭着呢，看到就是一顿猛打呀，我只好蹲在地上，随便她怎么打吧，她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我就把存折递给了她。
日子，渐渐地回归了平静。
白天，我磕头打盹地忙在律所里；傍晚，我臭气熏天的忙在县医院的厕所里；深夜或凌晨，我忙碌在火车站的货场里。
无论是为了“还债”，还是为了生活，我都忙的像车轴一样的。
和张帆的家，也成了我吃饭的饭店，甚至都没有在家睡过一个完整的夜晚。
尽管张帆看着我比较辛苦，但还是充满怨言的。
“倒了八辈子霉了，遇到你这样的，白天上班，见不到人；晚上干活，见不到人！”张帆经常在吃午饭的时候说，“我现在，真希望自己变成火车站里装货的麻袋，这样你能天天扛着我；甚至，我都想变成县医院的厕所，这样都能和你相处两个小时，啥日子！”
2005年的3月8日，桃花乡妇联的人到律所来了。
说是妇联，其实就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乡里的妇联主任。
她也就是一个拿着国家工资的普通妇女，但是却满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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