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这封亲笔信，前半段，是向关卓凡报告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
曾国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犹如野马没了笼头，囊中金尽之后，不事生产、无以生业的，就开始骚扰地方，作奸犯科，成为江宁乃至两江的心腹大患。
关卓凡谋之于曾国藩，威逼利诱，反复折冲，终于迫使曾国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九品十八级，朝廷以最低一级三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五千两银子的价格，“赎回”他们头上、身上的一切顶戴、功名，然后，发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国藩“客气”，主动“降价”，“赎官”的最终的价格，定在最低一级二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三千两银子。
其中曲折详细，本书前文已有长篇大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迄今为止，这件庞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说，湘系在江宁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换一种说法，江宁这个湘系的大本营，已经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说，进入了关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即便曾国藩不写这封信，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关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两江、湖南都有详尽的报告，而“赎官”的资金，又来自于“江淮盐业公司”的利润，因此，关卓凡手上的数据，不论人数还是花费，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曾国藩自然晓得关卓凡啥都晓得，但还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亲笔写了这封信。
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一切数据，也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并同关卓凡掌握的数据，严丝合缝。
当然，曾国藩做这份报告，即便在台面上，也没有任何毛病——并没有任何越两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来就是奉了明旨，同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一起，“实心协力”，办理此事的。
数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通过报告和数据表达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之后的一段话里，有着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表达。
曾国藩说，发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惫懒之辈甚伙”，因此，不能不对如下一种可能性“预为之备”，即，一班散兵游勇，发送回乡之后，依旧不事生产，“金尽之后”，掉头返江宁，“故态复萌”。
如是，一定要“不问情节轻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来”，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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