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头条”，得算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
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主要目的，不为述职，也不是什么“观礼”——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观礼”一说。
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捧读表文”的差。
这个“表”，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捧读表文”是至高的荣耀，一般情形下，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就算单纯述职陛见，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更何况，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外臣”？
曾国藩是“国丧”最后一天到京的，一进城，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磕头行礼——行了两遍礼，一次算是“请安”，一次算是“谒灵”。
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人还没有坐定，水还没有喝上一口，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
但是，曾国藩吩咐，不论来客是谁，一律挡驾。
门上翻来覆去，只有这么几句话，“爵相交代了，王命在身，不敢旁骛，不管有什么见教，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
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外省固然多，京里也不少，来客之中，也有不少他的学生，便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替老师磕个头、请个安——老师戎马倥偬多年，如今春秋高了，不晓得身子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