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国内舆论环境，对于拍摄地下电影的导演也很同情，那时导演拍摄地下电影，然后欧洲拿奖，这就是2000年左右中国电影导演的上升之路。
那么欧洲电影节的评断标准，就是这些导演自己去参考的问题。看看那些年的电影，基本都是按这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后面有一个创作逻辑，比如戛纳要表达社会底层的痛苦，这就是社会责任，所以和媚外无关，是创作逻辑被国外引导。
2010年后，地下导演不在被各种媒体所关注，这种创作逻辑被消解，拿奖不再是一个导演的必要上升空间，但是肯定还是一个加分项。
那些好莱坞式的创作语言被拿上台面，于是媒体对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开始重视，每年都会那奥斯卡说事。
不过票房对于导演们来说，越来越重要，时代在变，拍出观众喜欢的高评分电影，成了新的要求。
可能是因为孟轻舟录制的《铿锵三人行》播出，圈里圈外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也不知某些人是出于什么心理，网上突然有了不少的杂音；
已经很久没有人公开的批评过轻舟的电影了，收到周芸的提醒后，他仔细的看了看微博以及网上的评论；
还真别说，人家带着惋惜的口吻，一幅业界前辈提点后辈的谆谆教诲，找的理由也很上台面，青年导演还需要继续磨练，不益好高骛远；
第六代导演中的先锋，曾经震惊业界的“七君子”事件中的张元，在九四年解禁后，张元找李兵兵主演，拍了《过年回家》，接着又拍了《我爱你》和《绿茶》。可惜电影票房一片惨淡，在张元的故乡南京出现了“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他自己面对媒体曾感慨说道：“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
其实不说市场，单就影片的批判力度与艺术价值来讲，解禁后的几部影片明显比不过早期作品。
曾经对国外奖项趋之若鹜的张元，如今更看重电影的票房，对孟轻舟的成就，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丝不平之心；
所以他在媒体上意有所指的告诫年轻导演，不要盲目的“媚外”，
所谓的“媚外”的批评，并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知才提出来的。因为十几年前，张一谋的《红高粱》拿到柏林电影节大奖的时候，国内所谓“丑化中国，讨好外国人”的批评更加强烈，比今天有过之无不及。
每位导演都要从模仿进入到个人风格的探索，都只能靠挖掘个人经历来达成。许安华拍香港，杨德昌拍台北，侯孝贤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