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当地地方政府也希望中标方能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支持，同时也是中标方所需要的。
那边举了一个例子，大棚蔬菜问题，那边蔬菜种植技术落后，蔬菜严重缺乏，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同样也是汉川方面的机会。
还比如一些道路建设工程，一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都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哈国经济也处于一个转型阶段，而基础设施由于年久失修，也需要完善建设，而哈国在这方面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恰恰是中国的强项。
还比如可能要涉及到与当地基层政府和社区利益协调发展，着眼长远打算，像援建一些小项目，诸如社区医疗站，支持一些设备等等，都会牵扯到很多方面。
这一点也是沙正阳专门提出来的。
前世中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特别是在非洲和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发展时，经常遭遇西方国家和本地一些民粹利益群体的煽动抵制，导致很多项目被终止和中断。
这其中固然有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争夺的考虑而进行的刻意挑拨和煽动，但我们的企业在一些方面欠缺长远打算，只愿意和政府机构打交道，而忽视了与地方上的民意阶层接触沟通也有很大关系。
这一点前世中在报纸和相关材料上屡屡可见，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但这些真正要付诸实施和落实，一样涉及到要和外经贸部、外交部、农业部、卫生部等方面的合作协同。
如果要事到临头再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跑，那就太费时费力了。
如果可以在这样一个汇报会上一并提出来，领导能直接给出相关意见，那日后拿着这份尚方宝剑，要去申报办理时就要简单快捷得多。
“正阳，你觉得这些问题都要罗列其上么？”尤万刚看见汇报材料上后面补充的材料，也忍不住皱起眉头，“会不会冲淡了主题？”
“尤省I长，我觉得不会。”沙正阳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考虑，“总理既然要专门来研究，那肯定不是单单我们一个长河能源集团的出海战略问题，肯定也是在为未来中石油中石化甚至其他行业比如五矿，比如铁建等企业走出去做一个比较规范性的探讨，这个时候我们问题提得越多，说明我们的工作认真程度，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可以避免日后事到临头才来手忙脚乱的制定应对方案，我相信总理和其他部委都能意识得到这一点。”
尤万刚若有所思的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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